、也不敢去接稍许体面的活儿，生怕工作中突然发病误了人家的事。
    直到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她一直是个清洁工，程愫祎上小学前，她就拖着女儿一起，休息的时候抱着女儿在街边席地而坐，让孩子午睡。
    现在想来，当时的日子应该也是跌跌撞撞的吧？只是程愫祎年龄小，印象早已模糊，知道母女俩生活清苦是一定的，但每天有说有笑，互相抚慰，回头看看，好像日子也并不怎么难熬。
    可见妈妈一直有多么努力地爱她，让她过得好。
    那已经是一位精神不健全的母亲所能拿出的一切。
    妈妈原以为做清洁工的人，再怎么发病也不妨事，顶多旷个工、或者打扫不干净，被扣个工资呗，还能造成什么危害？
    没想到，工作时间她不发病则已，就发了那一次病，没想到就闯下了大祸。
    那是隆冬时节，一个下雪的日子。
    这座城市到底已比老家靠北很多，冬天冷起来是要命的，遇到特别冷的冬天，湖上都要结一层薄冰。
    当在附近干活的妈妈看见湖边站着几个孩子时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她自然而然地开始担心他们掉进水里。
    这种担心突然激发了潜藏在她神经里那多年前的旧伤，她发疯一样地大叫着冲过去，将一个震惊回头的少年一把推进了水里！
    那个少年其实会水，只是这么冷的天气，穿得多，羽绒服一泡水就变得十分沉重，再加上人瞬间冻僵，周围的人大呼小喝了半天才将他救起。
    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的少年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却留下了一个要命的后遗症——
    他……那方面的功能，可能面临着永久性的损伤……
    程愫祎母女没有其他家人，精神病人行为能力有限，未成年人行为能力也有限，但既然别无选择，那也只能找程愫祎了。
    那天，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程愫祎突然被班主任从课堂上叫出去，发现有两位陌生人，在警察的陪同下前来找她。
    学校查看了来人的证件，知道这三位当中，除受害方代表之外，一位是警察，一位是律师，学生不会有危险，就同意程愫祎跟他们走了。
    程愫祎目瞪口呆地听完整件事。
   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挣扎求生的她固然比同龄人成熟一些，但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对一些事一知半解半懂不懂。
    她知道她妈妈发病害一个哥哥受了伤，这个哥哥的伤很严重，可能会让他以后不能生孩子，这是很大很大的事！
    听律师说完之后，她茫然地望向那位姓毕的阿姨——刚才她说她是受害人的家属代表来着，程愫祎以为她是那个哥哥的妈妈，于是手足无措地用最真诚的眼神看着她：“阿姨，我……我们该赔您多少钱？我们都赔！就是……可能得慢慢来，每个月给一点，您看可以吗？”
    毕秀珺听了这话，神色颇为奇怪地笑了一下。
    待程愫祎更长大了一点，对顾家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之后，再回想起那个始终令她记忆犹新的笑容，才对其中所蕴藏的复杂含义恍然大悟——
    那是一种无奈与不屑，苦笑加冷笑。
    这回没劳烦律师开口，毕秀珺自己开口同她讲：“你家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经济赔偿就不用谈了，我们也不需要，倒是你妈妈这个情况，我们觉得她是不是不适合再这样自由活动？对社会来说是个不小的潜在危害。”
    程愫祎急了，忙道：“阿姨……叔叔，”她想起了旁边两位也是重量级人物，连忙捎带上他们，“我妈妈真的很少发病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几次，而且很少会这么寸能伤到人的……如果把她关起来，她可能会病得更严重！”
    毕秀珺摇摇头：“不是要把她关起来，她一个精神病人，没法关她，但她最该待的地方是精神病院。”
    程愫祎更急了。因为妈妈的情况特殊，她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更早知道和关注精神病院这样的所在，知道进去后能治好的是少数，倒是还有病得更重的，况且……
    她难堪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们也没钱让她进医院，她最后可能只能去福利院，还有我也是……但我能照顾自己，也能照顾妈妈！如果、如果实在不行，让我跟她好好说行吗？我让她待在家里别出来，她在家里也能干活儿挣点钱，外面的事都我来就好了，我保证不会让我妈妈再惹任何事！”她的目光里满含着乞求，从三位大人身上一一扫过。
    律师和警察都没说话，毕秀珺则暗自叹气。
    这个女孩人很好，她也已经了解了她们母女是如何沦落到今天这一步的。顾予纾不是她的骨肉，这原就让她能够比他的父母更能保持理智，何况她只是来执行，而非做决策，更谈不上感情用事。
    她和颜悦色地对程愫祎道：“你妈妈怎么管理我不管，这是你的责任，我也知道你们是无力赔偿的，何况赔偿也未必有用。不过无论是法律上还是道义上，你欠着我们顾家，我们视情况而定，如果有一天需要你帮忙，能够对顾家的损失稍作弥补，还希